分类目录归档：地学人物

安艺敬一（Keiiti Aki） Keiiti Aki 中文名为安艺敬一（1930.3.3──2005.5.17），著名的地震学家、地球物理学家，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地球科学家之一。 2005年5月13日，Aki 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跌倒在地，第二天，他失去了知觉，X射线显示他的脑部出血，医生作了两次手术来阻止脑部继续出血，但是没能成功。他陷入昏迷中，于5月17日去世，18日被葬于Le Tampon镇公墓。 Keiiti Aki于1930年3月3日，出生于日本横滨一个工程师家庭，他的家庭具有一百年的传统教育，并对西方文化比较开放。这个家庭背景影响着他的职业。 Aki在19岁时进入东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学习，这里在固体和流体地球方面拥有世界级的教授，如 Chuji Tsuboi, Takeshi Nagata, Takeo Matuzawa和 Koji Hidaka，与Aki同代的校友有 Syun-iti Akimoto, Syukuro Manabe和 Seiya Uyeda。Aki分别与1952年和1958年获得地球物理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Aki 的学术生涯可以根据时间来划分其四个机构的活动。1952──1966年，Aki 基本上是在东京大学（1963──1966,作为东京大学地震研究所助理教授）和在加州理工大学做访问研究（1958──1960）,。1966──1984年，他到MIT做教授，成为许多学生和博士后的导师，他也利用假期的时间和世界各地的同行合作。1984──2000年，他到了南加州大学，作为 W.M. Keck基金地球物理学教授，并于1991年建立了南加州地震中心，在地震中心，Aki 关于地震研究的思想被一起合作的不同专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重视。1995年，Aki 参加了法国全球物理研究所的La Reunion（一个活火山）观测站，在预测火山爆发取得很大进展之后，他又投入到了地震预测的问题上，在2004年完成了一部关于这个领域的书的手稿。 000年退休后，Aki 依然住在Reunion，在他生命的最后五年里，Aki 每年到日本演讲，为日本发展地震预报建言。他的最后一项工作是推动”尾波俱乐部”（Coda Club）利用尾波的世界协作研究来预测地震。 Aki 是地震学许多领域的领导者，包括统计地震学、震源性质、地震层析成像、尾波及其、断层破裂过程和火山运动。他建立一个地震学和地震构造上一系列现象的尺度法则，在震源和地球结构和地球物理动力学系统上，他创立了一套新的地震分析方法。他的科研工作对我们预测地震意义重大，他在发展新的地震研究计划和在综合地震研究上为世人知晓。他与Paul G. … 继续阅读 →

刘东生 1917年11月22日～2008年3月6日，原籍天津，生于辽宁沈阳。古脊椎动物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环境地质学家和高山科考专家。

[来源：光明网]谢家荣（１８９８—１９６６），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地质教育家。是我国第一代地质学家之一。在基础地质科学与应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在煤岩学、煤田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等方面贡献尤大，是我国矿床学的主要奠基人。对铜官山铜矿、江华锡矿、漳浦铝矿、淮南煤矿等的研究与开发成绩突出。领导了资源委员会矿产测勘处，是我国经济地质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任教，以后又创办南京地质探矿专科学校，培养了几代人才。 谢家荣，字季华、季骅，１８９８年９月７日生于上海市一个职员家庭。１９１３年，他在上海制造局兵工学堂附属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考入了农商部地质研究班（后改名地质研究所），他后来回忆那次应试时的动机时说：“一个国家要富强，离不开工业的发达，而搞工业，离不开矿业的开发，因此我选择了地质科学作为我终身的事业。”这个地质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地质专科学校。它的领导者和主要教员都是我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章鸿钊、丁文江和翁文灏。学校和老师们对学员教导认真、要求严格，使他们受到地质学知识的良好教育和地质工作基本功的严格训练。谢家荣是同班３０人中最年轻者，然而却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成绩一直很优异。１９１６年，这个地质研究所结业时，只剩下２２人，其中１８人拿到了毕业文凭，都进入了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他们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工作者。中国地质学史上俗称“十八罗汉”。他们中绝大多数成为中国地质界的骨干、栋梁。当时年仅１８岁的谢家荣，在这“十八罗汉”中成绩却十分优秀，而以后对中国地质事业的贡献也是卓越的。

[来源：光明网]叶良辅（１８９４—１９４９），地质学家、岩石学家、地貌学家、地学教育家。是我国第一批地质工作者之一。他的《北京西山地质志》、与谢家荣合著的《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地质构造与地文史》都是我国区域地质研究的典范。以湖北大冶、宁镇山脉和东南沿海等岩浆岩之研究为我国岩浆岩岩石学奠定了基础。他以构造地质、岩石学为依据对长江三峡、山东胶州湾地貌之研究，开创了我国地貌学新局面。晚年长期致力于地学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地学人才。 叶良辅，字左之。原籍浙江余杭县，出生于杭州佑圣观巷。童年时期，父母双亡，全赖祖母教养。他自幼生活简朴，秉性聪颖，冷静寡言，学习勤奋，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时，就深受老师丁文江的器重。１９１３年毕业后，考入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研究所，该所相当于地质专修科，学制三年，受教于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及顾问安特生等名师。该班同学是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届地质人才，他成绩居全班之冠，为当时师友所共同赞赏。后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１９２０年１月派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质系进修，１９２２年６月获理学硕士学位。他在美国学习期间，除攻读地质学方面课程外，还随Ｄ．Ｗ．约翰逊（Ｊｏｈｎｓｏｎ）攻读地形学，为他后来研究地形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叶良辅自１９１６年起先后在地质调查所工作９年，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工作１０年，在这期间发表论著２１篇，均为地质调查和研究开创性成果。１９３６年他因积劳成疾，染患了肺病。１９３８年仍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去浙江大学任地质学、地形学教授。他在浙江大学任教１２年，这时他更着重于地形学的研究，发表的论著也多属地形学的范畴。他一生著作十分严谨，内容丰富，文字简练，论点精辟，富有创见，研究方法也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地质学、地形学启蒙时期，发挥了开拓性的作用，直至今日，他的著作还有重要参考价值。 他在地学方面的知识是很渊博的，培养了很多地质、地貌和地理方面的人才，尤其新中国地貌学发展成很多分支学科，他的学生们是尽了心力的，但光荣的奠基者应属于叶良辅。 主编我国第一部区域地质专著 他主编《北京西山地质志》，成稿于１９１９年，出版于１９２０年，内容分地层系统、火成岩、构造地质、地文以及经济地质等五章，是我国最早的也是当时最完善的一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所附地质图由１：５万实测，缩小为１：１０万，也是当时水平最高的图件。这份资料长期为后人所参考，可谓文图俱优，誉满中外。中国科学院院士黄秉维说：“叶先生的《北京西山地质志》是我最早而又读得最多的一种资料，印象较深”，“我背着叶先生的地质志和地质图，跋涉于门头沟、斋堂之间时，叶良辅三字常常浮现于脑海之中……”，可见《北京西山地质志》所起的作用。本区地质测量由叶良辅、赵汝钧、刘季辰、陈树屏、王竹泉、朱庭祜、谭锡畴、谢家荣、马秉铎、卢祖荫、李捷、徐渊摩、仝步瀛等１３人分组负责，最后由叶良辅综合成图。文字方面除火成岩一章系翁文灏供稿外，其余均为叶良辅所撰写。他对庞培里、李希霍芬的地层分类，及梭尔格的地质构造的错误处，均曾一一予以纠正。《北京西山地质志》问世后，叶良辅就自然被公认为同辈中的佼佼者了。 １９２８年，叶良辅与赵国宾合著《湖北阳新大冶鄂城之地质矿产》、１９２６年著《安徽南部铁矿之类别及成因》和《湖北鄂城灵乡铁矿》是我国早期关于长江中下游地质和铁矿矿床学研究的论著，调查区域是我国重要的铁矿产地，其论著的重要历史意义和实用价值自不待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些论著仍为地质勘探人员的重要参考资料。 １９３０年著《浙江平阳之明矾石》（与李璜、张更合著），１９３６年著《研究浙江平阳矾矿之经过》，１９３１年著《浙江青田印章石》（与李璜、张更合著），为我国研究该两矿种的先驱，浙江地质人员在５０年代起对矿区开展普查勘探工作时，就一直参考他的报告及所附图件，他计算的矾山明矾矿储量与今日勘探结果并无多少差异，其精确性尤其令人敬佩！当时他还发现了苔湖及南雁荡仙姑洞附近的新岩洞等处明矾石矿，提供了后备基地的资料。 他在研究明矾矿时，主张对矿石作工业试验，他说：“本来一种试验，不能一定成功，不过不试验是永不能成功的，况且原料的价格因社会需要、生产方法及产量多少而变迁，今日称为不可用的，又安知非将来的宝藏呢？我们的基础研究工作，做了总是有用的。”这是至理明言。明矾矿如此，其他矿种也莫不如此，他称赞丁文江提出的“同样的研究何不研究应用问题”的研究方针，直至今日，这种科研方针，无疑也是正确的。 他调查过河北临榆柳江煤田、安徽宣城泾县煤田、浙江长兴煤田和鄂东煤田等处，他对地层划分也具有创见，并曾加以命名，如他曾详细研究过侏罗纪地质，确定“门头沟煤系”代表下侏罗统，“髫髻山系”代表上侏罗统；并首先命名志留纪“铜官层”和中上二叠统“宣泾煤系”。据称“铜官层”居下石炭统之下，以砂岩、砂质页岩、硅质砂岩和石英岩为主，因初见于铜陵县铜官山故名。“宣泾煤系”在宣城泾县最为发达，且富于化石，时代可以确定，故以宣径煤系名之。 为岩浆岩研究奠定基础 他主张地质工作应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野外与室内工作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他重视野外调查研究，但也注意室内岩矿鉴定和综合研究工作，他的火成岩的研究成果居当时国内之首，１９２５年著《中国接触变质铁矿区闪长岩之岩性研究》，概述了闪长岩的矿物成分、岩石种类、产状及侵入时期，尤着重与铁矿关系的研究，他研究的矿区包括山东金岭镇，江苏利国驿，南京近郊凤凰山、静龙山、蒋庙，湖北大冶、鄂城，安徽当涂、铜官山，湖南武安的红山等，对各处铁矿的开发也发挥了指导作用。 他于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连续发表了《浙江沿海之火成岩》，《中国东南沿海区流纹岩及凝灰岩之矾石化及叶腊石化作用》及《中国东南沿海火成岩之研究》。他研究的区域包括浙江永嘉、瑞安、平阳、青田、玉环、乐清、黄岩等县，研究的内容有火成岩的种类、分布、侵入岩时代及产状等，并根据显微镜下研究，确认“明矾石乃流纹岩及凝灰岩变质而成的次生矿物”，“笔腊石（即叶腊石）则为块状流纹岩或凝灰岩经热液作用变质而成”。他的研究方法对后人提供了示范性的作用；他的研究成果一直为浙江地质工作者和岩矿鉴定工作者所学习和利用，并视为宝贵资料。 １９３４年他与喻德渊合著之《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发表，据作者自述“本篇研究除野外之观察外，特重于室内显微镜下之研究与化学成分之分析，凡所有岩石之分类系以尼格里氏之分类法为本，而以矿物与结构为辅”。作者共制成薄片１５００余块，加以观察研究，对宁镇山脉火成岩的分布、期次、种类、岩浆类别及岩浆循环等均有精详的研究，并论述火成岩侵入或喷出的影响，本区有接触变质岩的产生及矿产的沉积。１９３８年张兆瑾曾作书评，谓 “此书为研究经济地质及变质岩者所不可不读，欧美各国对于火成岩之研究甚早，独我国对于此类之研究殊属罕见，此篇为著者３年心血之结晶……”本文在当时为我国研究区域火成岩的杰作和指南，曾受到中国地质学会的特别奖励。 我国地貌学开创者之一 他在初期著作中就重视地貌的研究，如《北京西山地质志》就专列地文一章，他以构造地质学、岩石学为基础，从事地貌学的研究。 １９２５年与谢家荣合著发表了《扬子江流域巫山以下地质构造与地文史》。该文以地质构造为基础研究地貌。作者对长江三峡的成因和鄂西地文期有独创的见解，明确提出长江三峡的形成，首先由于河流劫夺，而后是复幼深切的论断，并倡议建立鄂西期准平面，山原期壮年地面和峡谷期的３个著名地文期。后来许多学者如李承三、沈玉昌、杨怀仁等调查研究所得结论都和他一致。近年来并陆续证明，这３期地貌在云贵高原上皆有发育。据南京大学教授杨怀仁称： “巫山以下地文期之研究论点发表后经６０余年之考验，不仅地貌上可靠，而且更得到地球物理性质上的证实”，这篇著作对今日长江三峡的开发研究，也具参考价值。 １９３２年叶良辅与喻德渊合著发表了《山东海岸变迁之初步观察及青岛一带火成岩之研究》。该文以岩性为基础研究地貌。叶良辅在研究工作中，从不迷信专家和洋人。他指出胶州湾与青岛一带地貌之构成主要受花岗岩、火山岩的岩性影响，并就唐县期侵蚀面的研究，否定了日本学者所谓海岸上升的论点。 １９４３年著《瀚海盆地》，初由浙江大学石印问世，１９４８年由正中书局重印。此书主要依据Ｃ．Ｐ．勃克（Ｂｅｒｋｅｙ）与Ｅ．Ｋ．毛里士（Ｍｏｒｒｉｓ）《蒙古之地质》和２０多种地质地理文献，提炼精华编写而成。本著沿１９条路线进行地貌特写，叙述岩石和构造，从而进一步认识地貌，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区域地质学和地貌学教材，也是我国干旱区地貌中一本划时代的佳作。据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赵松乔称：“我多次在蒙古高原上考察，差不多到过内蒙古自治区的每个旗（县）以及中蒙边界的大部分地方，《瀚海盆地》一书均成为不可缺少的基本参考书”，赵松乔曾发表很多篇有关内蒙古自治区的调查和研究著作，均大量引用《瀚海盆地》中资料，可见《瀚海盆地》的重要价值了。 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叶良辅发表了《科学方法之研讨》（译文）、《科学研究指要》和《科学方法与地学研究》等３篇论文。他以地貌现象为例，阐明科学研究方法，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是专讲科学方法论的珍贵著作，长期以来为地貌学研究生和地貌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他指出“求真为科学之精神，科学方法乃求真之途径”，“臆说与精细之分析，合而为用，实为求得准确之工具，亦为科学研究最善之保障”，“科学之精神，非科学家所特有，亦非科学家所尽有，但为科学家所应有，其所养成之习惯，为公正、谨慎、坦白、温柔、诚实等诸美德，其影响于吾人处世之态度，遇事之方术者至大，故吾人之所以研究地学也，其目的为真理，其副产品为道德之修养，与其他科学之研究，固无异也”。叶良辅本人治学中所坚持的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及道德情操，正是吾人学习的典范。 中国地质学会创始人之一 他是中国地质学会２６位创立会员之一，也是永久会员。中国地质学会于１９２２年成立，他任第１届评议会编辑，第２届、第３届编辑主任，自第２届至第６届（１９２３—１９２８年）任评议会评议员，第７届（１９２９年）任评议会副会长。学会自第９届起，将评议会改称理事会，会长改称理事长，评议员改称理事，叶良辅自第９届至１５届（１９３８年）连任理事，并在第１２届（１９３５年）时担任理事长。学会自第２０届（１９４４年）起增设监事会，叶良辅连任监事，直至１９４９年逝世为止。 叶良辅一生中在中国地质学会担任重要职务，为学会做了大量工作，在学会活动和中国地质学科的发展上，叶良辅是贡献心力的，也是今日中国地质学会会员们所难以忘怀的。 我国地学界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他早期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任教，时间都不长。自１９３８年到浙江大学任教后，就一直没有离开，他除担任研究生导师外，曾先后开设过自然地理学、普通地质学、历史地质学、经济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及高等地形学、地形学等课程，还为土木系开设工程地质学。他长期肺病缠身，一直是带病上课，声音低弱。但同学们专心听讲，安静无声，均以听他讲课为快。１９４６年他携家随浙江大学由遵义迁返杭州，以后他的体质更加衰弱，声音嘶哑。同学们不忍心他从佑圣观巷家中走到学校上课，劝他在家中讲课。他执意不肯，同学们只得请他在课堂里坐着讲授，但他经常咳不成声，有时要连续咳喘几分钟才稍安静，但又接着讲课，同学们既为他的严重病情担忧，又为他的崇高工作态度所感动。 他教育学生，要求德才兼备。他曾向同学们介绍原农商部地质调查所老一辈人的为人之道：“他们自有其特点，奉公守法，忠于职务，虚心忍耐，与人无争，无嗜好，不贪污，重事业，轻权利，所以地质调查所内部颇富于融融和睦与实事求是的风气，从未有恭维迎合，明争暗斗，偏护猜忌的那种衙门恶习，后进人才，也跟了同化，这是大有助于事业进步的一个因素。”他的教育思想，在旧社会确乎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也有实际教育意义的。 叶良辅热情关心年轻人的成长，辛勤培育了很多地学人才，他在工作中先后指导和帮助赵国宾、李璜、张更、喻德渊、陈凯、丁骕、孙鼐、刘之远、赵松乔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地貌学家或地理学家。丁骕称叶良辅为恩师，“恩者，是……承他相遇，在公私两方面鼓励与资助，使我能发奋、坚毅，度过我一生中最艰苦的时代；师者，他并不曾教过我的书，却在短短２年中，为我忧、为我乐，一个微笑，一句简单的言辞，都含有指示，因此我在出国留学之前，拜他为师”。 孙鼐于１９４６年应骋到浙江大学接替叶良辅开设普通地质学，叶良辅当时教授地形学，为了避免教学内容的重复，以及研究普通地质学的教学方法等问题，他经常给孙鼐以指导性的帮助。孙鼐在浙江大学教学上的成功，很多方面实获益于叶良辅。 刘之远在浙江大学时是叶良辅的助教，负责矿物岩石实习和野外实习，实习的内容和要求都是叶良辅帮助他拟定的，实习后，叶良辅经常征询同学们意见，帮助刘之远改进教学。 赵松乔在回忆中说：“叶师曾一度失音，他命我代授普通地质学这门课，在病榻中，他仍严格帮助我备课，几乎要备上三四个小时，才能讲授一课，这也是叶师对我进行严格训练的一种方式。” 叶良辅自浙江大学任教后，呕心沥血地培养人才，他指导研究生的过程是：指定必读书刊，按时审阅论文报告，注重启蒙式教育，引导他们自己提出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叶良辅为研究生拟定毕业论文，修改毕业论文，有时还要带病亲自到野外指导，最后他们毕业了，还要为他们的工作筹划和推荐，他的研究生莫不深感“恩师情深”。他先后指导的研究生９人，即严钦尚（与任美锷共同指导）、丁锡祉、沈玉昌、杨怀仁、施雅风、蔡钟瑞、陈述彭、陈吉余和李治孝等，他们专攻地貌学或地质学某个方面，在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中起了骨干作用，并开拓了若干新领域。其中以严钦尚的第四纪沉积研究与地貌教育，丁锡祉的区域地貌学，沈玉昌的河流地貌学，杨怀仁的第四纪地质环境变化研究与地貌教育，蔡钟瑞的水利水电工程地质研究，陈述彭的遥感应用、地理信息与地貌制图，施雅风的冰川研究，陈吉余的河口与海岸研究与教育，李治孝的浙江地质矿产方面的研究、应用和地质教育，均卓有成效。施雅风和陈述彭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叶良辅教导过的学生中还有原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学部委员海洋学家毛汉礼，地理学家杨利普，美国匹兹堡大学地理学教授谢觉民，台湾文化大学董事长张镜湖等，今日叶良辅的学生们很多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和教授。 叶良辅平时教育学生是言教与身教并重的，他主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教学中很重视野外实习，但自患肺病后，长期不能出野外，他极为遗憾。１９４４年初夏，他不顾病体，毅然带三四年级学生去云贵高原西部考察，不料天气突变，就引起了严重感冒、咳嗽不停，使同学们都极为感动；他认真的工作态度，更使同学们深受教育。他从不吹嘘自己的成就，记得他在上历史地质学第一课时，首先开列一些参考书籍后，就特别说明自己对古生物学没有很好研究，希望同学们着重参考Ａ．Ｗ．葛利普（Ｇｒａｂａｕ）所著《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Ｃｈｉｎａ》中的古生物部分。他公开承认自己的弱点，虚怀若谷，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备加敬佩，并受到教育。 他对学术研究从来是实事求是的，１９４７年李四光在杭州提出九溪十八涧一带的“之江层”（盛莘夫以后命名）为冰川沉积物，叶良辅为了研究其可靠性，竟不顾身体病弱，专程带同学们到现场进行详细观察，确定这是古九溪的洪积物，从而否定了冰碛物之说。他的科学求是精神和研究方法，从实际活动中教育了学生。 叶良辅的学生们都说他如严父慈母，师生关系是非常融洽的。谢觉民在《吾爱吾师》一文中说：“当年我们这批流亡学生，远离江南富饶之地，深入内陆，来到了贫瘠的山区，既无家庭的温暖，又受颠沛流离，前途茫茫；更加上抗战艰苦，物质尤其缺乏，吃的是“八宝饭”（饭中多砂子与石粒），穿的是“空前绝后”（所穿袜子是前空后缺的），既恨日本人的残暴侵略，又气汉奸的卑鄙无耻。２０岁左右的青年，满腔怒火，无处发泄。而叶师平正通达，情真意切，我们的牢骚，他总是静心的听，慢慢的解释与开导。 他的家中实是学生们的第二课堂，也是学生们的第二家庭，他家中的常客就是他的学生，他们的话题，可以从具体的学习问题到研究方法，从国家大事到史地系分家，从个人思想到个人生活、前途等，范围广泛，无所不谈；而每次谈话后，总使同学们有所启发，有所收益。久而久之，同学们更感到叶师可亲可敬了。 叶良辅爱护学生的事例是很多的，１９４２年浙大学生“倒孔运动”中，国民党特务将逮捕王天心同学，他从湄潭逃到遵义，由施雅风将王带到叶良辅家中，叶师招待他晚饭，安排他住宿，为他筹虑，彻夜不眠。次日王天心脱险，离开遵义，叶师才露出笑容。此外在“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反动派在浙大校园内散布了黑名单，笔者也名列在内，我曾向叶师倾诉胸中的愤恨，他热情地表达了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并对反动派表示无比厌恶。他叮咛嘱咐我行动小心，免遭祸害。他的慈母般温暖情意和他的崇高正义感，至今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永远不会忘记。１９４９年５月杭州解放，叶良辅心情振奋，不久担任了浙江大学地理系系主任。当时历史与地理分家，新建地理系工作十分繁重，加以政治学习和会议很多，他均尽力参加。终于支持不了，肺病加剧，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４日下午２时，溘然长逝，终年５６岁。 … 继续阅读 →

[来源：光明网]陈宗器（１８９８—１９６０），地磁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参加了斯文赫定为首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间深入大西北从事野外考察，沿线进行了地形测量，并精确测定了罗布泊的位置与形状，他开创了中国的地磁科学事业，建立并领导了若干重要台站。他与刘庆龄发表了《中国地磁测量结果之初步报告》等著作。后期从事科学管理与领导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宗器，字步青，号伯簋，又号君衡、道衡（英文名ＰａｃｋｅｒＣ．Ｃｈｅｎ），１８９８年７月２７日生于浙江省新昌县，父为廪生，家境较富。早年在新昌、宁波等地读小学、师范，并担任过小学教员。１９１９年初自费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参加过中国留学生反对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中卖国行为的示威游行。因病于１９２０年回国。 １９２０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工科，１９２４年改入东南大学物理系，于１９２５年毕业。大学毕业后，受聘于辽宁庄河师范。１年后回乡办中学，并就任新昌中学第一任校长。在多方筹集经费并到处招聘合格的教员后，终使学校教学能正常进行。“４．１２事变”后，因隐匿共产党人童志沂脱险，得罪了国民党县党部，被迫于１９２８年辞职。由叶企荪介绍到清华大学工程学系任助教。 １９２９年５月到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到任后即被派往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工作，担任天文、地形测量，并兼作磁偏角的测量。１０月由绥远出发到额济纳旗，沿额济纳河（弱水）南下，经肃州（酒泉）入祁连山考察。 １９３０年冬由敦煌西行至南疆，测量塔里木河改道以后的罗布泊的位置。１９３１年夏到１９３２年在柴达木和额济纳河流域及其终点湖泊苏古诺尔和嘎顺诺尔地区进行考察。１９３３年提出考察报告后回物理研究所。 １９３３年夏铁道部组织绥新公路察勘队，陈宗器仍被聘，担任地形和天文测量工作。１０月由绥远出发西行至南疆，从尉犂乘舟沿塔里木河东下，考察新的塔里木河下游的情况。１９３５年１月经西安回南京，提出考察报告。 １９３５年８月回物理研究所，又到南京紫金山地磁台工作。１９３６年３月至６月，从广州到上海一带进行地磁测量。 １９３６年９月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自然科学院专攻地球物理学，并在波茨坦地球物理研究所进行地磁研究工作。１９３９年陈宗器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不满，毅然离开德国到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研究部从事物理探矿工作。 １９４０年４月回国，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同年１０月赴已从南京迁往广西丹州的地磁台工作。 １９４１年春在广西桂林良丰筹建雁山地磁台，并兼任广西大学教授。同年８月至１２月率队到福建崇安，进行日全食观测。 １９４４年初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兼地磁台主任。１９４４年夏，日本侵略者继续南下，已正常工作１年多的雁山地磁台只得放弃。陈宗器负责物理研究所和职工、家属的抢运和疏散，经贵州到四川重庆北碚。在购地建所后，开展详细的地磁测量工作。 １９４６年物理研究所又迁往上海，１９４７年物理研究所地磁部分调整到气象研究所，并迁往南京北极阁。１９４８年因解放战争又迁往上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中央研究院及上海办事处负责人均逃离上海，陈宗器被上海各所公推为上海办事处主任，与各所领导一起抵制上海各所迁往台湾，并组织职工和家属保卫沪区各研究机构和职工、家属免受骚扰和破坏；同时还参加上海大学校长联谊会，迎接解放。 上海解放后，协助军管会接管有关单位，１９５０年先后被任命华东办事处秘书处长、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兼南京办事处主任。１９５１年３月和５月分别辞去南京办事处和华东办事处职务，专任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并兼任南京大学教授。 １９５２年１月兼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分管基建、器材、总务等处工作。１９５５年底办公厅改组，兼任管理局局长，主持科学院的建设和规划。１９５６年辞去院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回所参与所的领导工作和地磁研究室的工作，亲自组织筹建北京一批地磁台站，完善上海余山台，初步建成全国地磁台网，并主持筹建电离层观测站和宇宙线台。使地磁研究室具有包括基本磁场、变化磁场、古地磁、电离层、宇宙线等诸多学科的研究室。 １９４７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时起，陈宗器一直担任学会领导（秘书长），并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学术秘书（主席是竺可桢），为地球物理国际合作开创了新的一页。他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国际地球物理年（ＩＧＹ，１９５７—１９５８）期间的大规模科学活动，有许多国家参加。他积极参与了中国委员会的组织工作，并任秘书长承担了繁重的工作。 １９５１年５月陈宗器在南京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５６年８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８年１２月患病出院后，未痊愈，就坚持参加紧张的科研工作。直到１９６０年２月病又复发。病危前夕，仍旧向前往探望的同志们指示和安排工作，并询问院和所的研究情况及中苏合作问题。 １９６０年３月４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６２岁。 西北荒原科学考察，成就卓越 １９２９年夏至１９３４年夏的５年内，陈宗器在内蒙古、祁连山、柴达木、新疆等沙海连天、荒无人烟、极为艰苦的地区，完成了这一地区举世瞩目的综合科学考察任务，开辟了我国西北荒原地球科学事业。 １９２９年物理研究所派陈宗器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担任天文、地形测量工作，并兼管磁偏角的测量工作。从绥远出发经百灵庙西行至额济纳旗，沿额济纳河（弱水）南下，经肃州（酒泉）进入祁连山考察。１９３０年冬，由敦煌西行出玉门关至南疆测量塔里木河改道以后的罗布泊的位置。１９３１年夏，去柴达木盆地考察。该年冬返回肃州（酒泉）。１９３２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及其终点湖泊苏古诺尔（索果湖）和嘎顺诺尔（嘎顺湖）一带进行考察，１９３３年５月回物理研究所。 不久，铁道部组织绥新公路察勘队，瑞典人斯文赫定担任团长，陈宗器仍被聘。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从绥远出发，经百灵庙，额济纳旗、哈密、吐鲁番等地入南疆考察；由尉犁乘独木舟沿塔里木河东下，考察新的塔里木河下游的情况。１９３５年返回物理研究所。 这５年的西北荒原的科学考察，真可谓历尽千辛万苦，正如他撰写的《罗布淖尔与罗布荒原》的专著中写道：“罗布荒原除两极之外，可称世界最荒凉之区域”，“余等在此中旅行４个月（不足二天），并未见一人”，关于干旱无水的情景，曾记述：“自三德庙以西１０００余里，尽是戈壁，水草极少，有时行２００里尚不见水草，即可带之水也只能供吃喝，禁止洗涤，牲口有时干渴三四日，骆驼尚可，马便耐不住，渴死了”。 他担任天文测量工作，常要夜晚露天工作，晚上要在星光下度过，夜间天气严寒，有时严冬接连露宿数日，甚至有时因所带粮食用完，挨饿几天。 著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对陈宗器的高度评价说：“我从来没有要求他这样做。让任何人在最热的２个月里（４１℃）牛虻和蚊虫密集的地方工作，冒着日晒病的危险，那真是太残酷了”。即使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一有空余时间他仍抓紧时间读书学习。 在５年的艰苦条件下完成的科学考察工作主要成就表现在：陈宗器对额济纳河流域，祁连山、柴达木及南疆部分地区，进行了地形测量，并首次精确地测量了罗布泊的位置与形状，数十年后中国科学院遥感研究所出版的“空间遥感图象的分析应用”一书，其中用“陆地卫星—１”的照片分析罗布泊第Ｖ阶段湖岸所包围的罗布泊的形状与大小，就与陈宗器当时的测绘完全一致。首次对塔里木河、孔雀河、孔达利亚河的流量进行了测量。在数年考察中，还拍摄了大量的极有价值的照片。陈宗器是当时唯一的３次进入楼兰地区的我国自然科学家。 由于他在西北科学考察方面的卓越成就，获瑞典国王特颁北极星勋章。 我国地磁事业的开创者 １９３５年陈宗器回物理研究所后，在１９３６年３月至６月参加了东南沿海的地磁测量，共测量广州、汕头、厦门、福州、温州、宁波、普陀、吴淞等１４个点。 １９３６年陈宗器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自然科学院专攻“地球物理学”，并在波茨坦（Ｐｏｔｓｄａｍ）地球物理研究所著名的地磁学家巴特尔士（Ｂａｒｔｅｌｓ）指导下进行地磁研究工作。１９３９年陈宗器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不满，毅然离德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研究部从事物理探矿研究工作。 １９４０年回国，被任命为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１９４１年主持筹建广西桂林雁山地磁台，并率队赴福建崇安观测１９４１年９月２１日日全食，研究其对地磁场的影响，共得到８６张磁照图。雁山地磁台正式观测记录１年后，由于日本入侵广西，被迫迁往重庆北碚。１９４４年陈宗器被任命为研究员兼地磁台主任，负责在北碚选择所址、购地、建房，使物理研究所能开展正常研究工作。１９４６年又对北碚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磁测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陈宗器组织和领导了建立永久性和临时性地磁台共５个，进行了地磁测量１４个省市与地区，共有１２０个测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陈宗器除被任命为华东办事处秘书处长外，还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南京办事处主任，还积极配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有关单位，１９５０年１２月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徐家汇及余山天文台气象台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从此帝国主义经管的机构归人民所有，并决定由紫金山天文台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共同管理，他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天地上海联合工作委员会主任。 他除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里繁重的工作外，还担任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兼地磁研究室的主任工作。由于解放前从事地磁研究工作的人员极少，只有几位老先生，陈宗器就调来了一些学物理和学测量的毕业生来充实地磁研究室，让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还派人员出国进修。 原来只有一个上海余山地磁台，远不能满足地磁研究工作的需要，他亲自组织筹建北京（白家疃）、广州、兰州、拉萨、武汉等地磁台。他为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急需，亲自组织有关人员编制中国地磁图（１９５０．０）和组织人员配合军委测绘局在国内开展野外地磁测量。为了进行相关科学的研究，陈宗器主持筹建余山和廊坊两个电离层观测站，并接收原属原子能研究所的宇宙线观测项目，在北京白家疃建立宇宙线观测站。这样使得地磁研究室成为包括基本磁场、变化磁场、古地磁、电离层、宇宙线等诸多学科，并成立一批有骨干研究力量的研究室。 １９４７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成立，陈宗器一直担任学会领导（秘书长）。１９５６年率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东欧筹备委员会，之后又去西班牙巴塞罗那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筹备会议。出国期间，他广泛接触同行学者和参观了有关的学术机构，结交了许多朋友，吸收了他们的好经验。回国后，陈宗器担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的学术秘书，花了不少精力主持这项工作。后因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因而于１９５７年６月我国严正申明退出此组织，但仍按原制定的计划进行多学科的观测与研究。 为科学事业公而忘私 １９４４年夏，日寇把魔爪伸向广西，物理研究所被迫经贵州迁往四川。陈宗器负责该研究所职工、家属、仪器设备。图书等抢运和疏散。沿黔桂路经贵阳再到重庆。职工及家属几经换车到达贵阳，但运输仪器设备及图书的火车被扔在金城江（今河池），虽经多方设法借到数辆汽车，火速抢运，终因抢运不及，被迫把部分仪器设备及图书炸毁，大部分物资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四川重庆。 上海解放前夕，由于中央研究院及上海办事处的领导人逃往台湾，陈宗器被各研究所公推为上海办事处主任。他不顾一切困难挺身而出，联络中央研究院沪、宁各所抵制国民党胁迫迁往台湾的企图。当时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为躲避国民党要他去台湾，而从杭州来到上海，陈宗器安排竺可桢在岳阳路中央研究院躲藏。在此期间，成立应变会，陈宗器奔波于长宁路和岳阳路（中央研究院在沪的两个主要地点）负责并组织职工和家属日夜巡逻；解放前几天，还安排职工、家属躲进较坚固的大楼内，以防止流弹伤害。同时还积极参加上海各大学联谊会，共同商讨如何迎接解放。 中国科学院刚筹建时，陈宗器于１９５２年１月兼任办公厅副主任，主管基建、器材、总务等处工作。１９５５年底办公厅改组，兼任管理局局长。他工作非常繁忙，由于劳累，１９５３年初左眼视网膜脱落，在病中仍不忘院里的工作，眼病未能治愈，就又投入到工作中去。 … 继续阅读 →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中共党员。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来源：光明网]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20世纪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1971年4月29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来源：光明网]侯德封，区域地质学家、矿床学家、地球化学家。他所著第三、四、五次《中国矿业纪要》对我国矿产资源作了详细总结。善于从生产实践中发展新学科和新的科研机构，培养了一批人才。他由总结锰矿而推动了沉积矿床学之研究；倡导“陆相生油论”而筹组“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室”；因从事水土保持而创立“第四纪地质研究室”，并提出“化学地理”、“化学地史”概念；由铀矿床和核实验地质之研究而开拓“核地质学”之新方向，成为联系实际为生产服务之楷模。 侯德封，字洛村。童年学习努力，１１岁入河北保定高师附小。１３岁入保定育德中学。４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考入北京大学预科。１９１９年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学习，１９２３年毕业。当时就业困难，改行到山东莱阳中学教书２年。从１９２６年开始，辗转于矿业和地质调查部门，奔波于高山大江矿井钻台，为祖国的工矿事业和地质矿产调查研究进行了广泛实践，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使他成为中国早期的一位学识广博的地质学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候德封积极参加组建地质工作机构和主持地质科学研究，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为满足我国各项建设对地质矿产的需求，为创新和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尤以他对新人才、新机构的培养扶植，对新理论、新技术的倡导支持，在地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１９７８年，他提出的核子地质学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在他去世后的１９８２年，因他在“大庆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学工作”中的突出贡献而成为获得这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主要人员。他先后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数十年进行矿产调查，对锰矿勘查提出创见 早年，我国地质事业几乎一片空白，侯德封花了很大精力编写《中国矿业纪要》。１９２９年，候德封编写了第３次中国矿业纪要，收录了全国２０８个矿区、４３个矿种，包括煤、铁、石油、金属、非金属等矿产的情况。１９３２年和１９３５年出版了第４次和第５次《中国矿业纪要》，记录了调查到的和收集到的矿产资源资料，基本勾划出当时全国矿产资源的分布。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仍然具有找矿勘探的重要参考价值。 １９３７年出版了《黄河志·地质志略》，是侯德封早年又一项重要的工作。这本志略叙述了秦岭以北、阴山以南，包括甘、陕、晋、冀全省和青海、宁夏、内蒙、河南、安徽、江苏等省部分地区的黄河流域的地貌、地层、构造和矿产等情况，是治理黄河、开发黄河流域的一份珍贵资料。 在此期间，侯德封从北到南亲自进行了广泛的地质矿产调查，包括黑龙江的沥青和褐炭，河北开滦的煤矿，太行山东麓的煤田，河北的石棉，河南修武的煤田，山西的菱铁矿，福建的漳龙地质，甘肃的兰州地质剖面等，还进行了中国黄金的研究，先后写有２０多篇报告和论文。 １９３８年侯德封到四川地质调查所工作后，地质矿产调查活动更趋繁忙。广元南江地质矿产、犍为煤田、河北磁县粘土矿的调查，黔北地质矿产调查、四川铁矿、四川地质构造与矿产关系的研究总结等，为当时和后来的矿业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指导方向。 １９４６年侯德封到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工作，率队调查了长江三峡的水库坝址问题，这是我国自己第一次认真进行的这种地质勘察。从此，他又萌发了对我国工程地质工作和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的注意和重视。在此期间，作为陈列馆的主任，他精心地布置地质与矿产的陈列和展示，其中生物发展史特别是人类发展史资料完整，设计新颖，颇受欢迎，为我国地质博物学的创立和发展起了开拓作用。 １９５０年，侯德封组织和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大规模的东北地质矿产调查，为恢复与发展东北地区钢铁基地和其他工矿业的资源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不久，我国钢铁工业支柱之一，湖南湘潭锰矿资源告急，侯德封等组织和参加了研究工作，发现已濒于枯竭的浅部氧化锰矿。根据成矿规律和调查情况，预测其深部可能存在原生碳酸锰矿。钻探结果证实了这个创造性的预见，解救了我国钢铁工业断锰的危机。这件事在当时各报刊上广为登载，为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服务于经济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１９５５年，侯德封领导并参加了西北石油地质调查工作。他提出，有无石油生成，不在于地层是陆相还是海相，主要是有没有合适的古气候和古构造。地层厚、有潮湿气候期，是生油层和储油层发育的基本条件。下降生油，隆起聚油，一生一聚形成油田。不仅我国西部中新生代巨厚的陆相沉积盆地有油田，我国西南和东北中、新生代凹陷也很有生油前景。他当时的见解，不仅成功地解释了我国西部的油田成因，推动了青海的石油勘探工作，成为把我国石油勘探基地由西往东进行战略转移的决策人之一，导致了大庆油田和东部其他油田的发现。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所于６０年代初内部出版的我国第一部《陆相生油》专著，是在侯德封指导下，由一批年轻科技人员完成的。陆相生油理论是我国石油地质科学的一个创造，为今后的石油普查勘探起着长期的指导作用。 １９６０年，我国国防工业由于国内外的情况变化而处于困难境地，侯德封为此领导和参加了有关工作。他与其他专家共同领导调查我国各地的许多铀矿，进行了成矿理论研究，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推动了铀矿事业的发展。侯德封和叶连俊、谷德振等一些学者承担和领导了核试验场的地质工作，包括场地的工程地质研究和爆炸力的地质效应研究。在缺乏资料、缺乏前人经验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开拓创新，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国内首创核子地质学 侯德封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的时候，已经５１岁了，而他那创新的理论思维和学术思想，日益蓬勃发展。 １９５６年，侯德封领导了我国第一个同位素地质年代学实验室的创建。他和李璞等专家一起，培养了我国第一支同位素地质学科技队伍，开拓了我国同位素地质年代和其他测试工作，为把我国地质科学和普查勘探工作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提供了一项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技术。 １９５７年，侯德封首先开创了我国稀有元素和稀土元素的调查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一方面是为了解决国家建设对稀有、稀土元素的急需，一方面是为提高我国地质科学研究水平开辟新的理论方向。在他和郭承基、司幼东等的指导下，使我国的这项研究获得迅猛发展。他们多次到白云鄂博指导工作，把一个大铁矿变成为一个特大的稀土矿床，以后又在其他地区和一些盐湖中陆续发现许多稀有元素和稀土元素矿床，使我国成为一个稀土材料生产大国。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侯德封倡导和开拓了我国地球化学的研究工作，成为我国地球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把宏观的构造、地层、岩石、矿物、矿床的研究深入到微观的物质结构和元素活动的层次上来，提出用化学地理和化学地史方法研究地球历史和成矿规律，划分出外能圈（包括大气元素、海洋物质、腐植质、盐类、风化壳、沉积地层等）和自能圈（包括花岗岩组分区和辉长岩组分区），推动了我国地球化学这一门新兴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６０年代初，侯德封在实践中认识到，应该把物质结构和元素活动的研究再深入到核子的层次上去，用原子核的转变及其能量的积累与释放的微观认识来解释宏观的地质问题，从物质由基本粒子组成这一基本概念出发来认识地球物质的性质和运动规律。１９６１年，年逾花甲的侯德封，连续在《科学通报》上发表３篇论文，正式提出了他的核子地球化学理论，亦即核子地质学。这个理论认为，组成地球的一切元素或同位素在地球发展的自然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同位素组成的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元素的共生系统和量与质的变化规律；核转变过程中释放的能量是地球物质演化的基本因素和动力。 １９６４—１９６５年，侯德封用他的核子地质学理论研究了金属成矿问题，在《地质科学》上连续发表３篇论文，论述了其研究结果。他指出，根据铀同位素丰度的计算，２０—２２亿年前，天然铀中的２３５Ｕ丰度特别高，如果岩石中存在慢化剂（如水、碳等），按反应堆中铀产生链锁反应的理论计算，岩石或矿石中有可能产生规模较大的链锁反应。１９７２年，法国科学家证实，非洲加蓬的Ｏｋｌｏ铀矿区在２０亿年前有９—１０个天然核反应堆区，每个区有若干个反应堆，链锁反应时间持续了６０—１４０万年。这是对侯德封理论推断的极好证明。 根据这个理论，侯德封在７０年代又倡导开展寻找自然超铀和超重元素的研究。他推断自然界可能存在第１２４号超重元素。果然，１９７４年，美国一个实验室在独居石中发现了１２４号和１２６号元素。我国也于１９８２年在一些铀矿物和稀土矿物中找到了超重元素钚。 １９７４年，侯德封的《核转变能与地球物质的演化》一书出版，详细阐述了核子地质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核子地质学。 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做了大量规划组织工作 ５０年代的东北地质矿产调查，西北石油地质考察，祁连山综合考察，黑龙江流域地质考察，三门峡水土保持考察；６０年代初的海南岛红土沉积考察等，侯德封都是组织者和领导者，为完成国家任务和培养科学人才作出了贡献。他参加５０年代初我国地质机构的调整工作及国家１２年科学发展规划和１０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制定，为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建立、搬迁和发展制定许多长期的和年度的规划计划，为发展我国地质科学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任过地质陈列馆主任、《地质论评》编辑部主任，长期兼做中国地质学会的组织工作，为活跃地质学术交流花费了许多心血和精力。 侯德封是我国工程地质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我国第一个工程地质研究室和第一个第四纪研究室是侯德封于５０年代早期在地质研究所建立的。１９５４年，他组织北京地质学院、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室的科研人员进行三门峡水库淹没区的第四纪地质研究。１９５７年他和杨钟健一起协助李四光组建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并一直担任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之一。 １９５８年，侯德封参与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特别是该校地球化学系的创建工作，并担任这个系的系主任。在教学计划中，他强调该系学生一定要打好数、理、化坚实的基础，一定要练好新兴实验技术的基本功。在他的指导下，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化学系毕业的一批批学生，即以知识面宽、思路活跃和技术熟练而活跃于地质学界，为提高我国地质科学水平，为发展我国地球化学的理论和技术，起到了推动和骨干作用。 侯德封十分关心新学科的建立，同时也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要为新学科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研究机构。他和张文佑、尹赞勋、涂光炽等一道，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发展了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两个研究方向，并适时地于１９６６年完成了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组建工作，亲自兼任该所所长。后来，许多与地球化学有关的新学科，如有机地球化学、矿床及层控矿床地球化学、天体地球化学、稀有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等，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许多新贡献，都是与地球化学学科和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分不开的。 在侯德封的关心、倡议和推动下，中国科学院的兰州地质研究所、青岛海洋研究所及该所沉积室、南海海洋研究所、青海盐湖所及该所地球化学室等相继建立，现已发展成为我国地质和海洋湖泊科研战线上的几支活跃的生力军。 侯德封为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终生奋斗的成果和精神，深为后人景仰。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设立的侯德封奖，已成为鼓励年轻一代的矿物学家、岩石学家和地球化学家成长的强大精神力量。 简历 １９００年５月４日　生于河北省高阳县河西村。 １９１７年　入北京大学预科。 １９２３年　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　山东莱阳县中学任教。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　任河南中原煤矿公司钻探师。 １９２８—１９３５年　任农矿部（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技士。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　任山西太原晋绥矿产测探局矿产课技正、课长。 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　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技正。 １９４３—１９４５年　任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兼任重庆大学地质系教授。?　 １９４６—１９４９年　任南京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兼陈列馆主任。 １９５０　年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 … 继续阅读 →

陈国达，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学家。１９５６年他创建大地构造新理论——地洼学说，提出了大陆地壳第三构造单元活化区（地洼区）概念和地壳动定转化递进说，以及地壳演化——运动综合构造单元壳体概念和地幔蠕动热能聚散交替说。创立了成矿构造学和构造地球化学，最近又倡议建立历史——因果论大地构造学，从而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在指导找矿及其他有关生产实践方面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陈国达，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２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他家境贫寒，幼年就跟做阴阳先生的父亲在野外跑，对大自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１９３０年考入中山大学地质专业，每逢寒暑假回家，他便运用所学的知识，在新会县考察山川。１９３２年，他写出《广东新会地质试勘》这篇处女作，寄到国立北平研究院，竟获得了该院当年的地质矿产研究奖金。１９３３年，他又将自己在广州附近考察得来的资料写成《广州三角洲问题》的论文，寄给上海《科学》杂志。不久，他收到中国科学社的一笔奖金和一枚刻有“格物致知，利用厚生”的金质奖章。１９３４年，他以广东境内大片出露的中新生代红层为选题，完成了《广东之红色岩系》的毕业论文。文中写到的中新生代红层的沉积环境和构造背景，就是他后来提出的“地洼”盆地的典型构造。论文被选入《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他再次获得地质矿产研究奖金。以上三篇论文，实际上是他后来建立地洼学说的最初的基础工作。 敢于向传统的大地构造理论挑战 １９３４年，陈国达获美国洛克菲勒文化基金会奖学金，进北平研究院读研究生，从师地质学家翁文灏，并在北京大学随美国地质学家Ａ．Ｗ．葛利普（Ｇｒａｂａｕ）学习。 他重视书本知识，但更重实践，多次到河北、山东、山西、内蒙古等地作实地考察，取得不少区域性资料。通过对几个典型地质构造的比较研究，他惊奇地发现，自距今２亿年的中生代中期以来，岩浆活动和构造变动不是逐渐弱化，而是周期回春。这些现象，用经典的大地构造理论是解释不通的。近百年来，世界上流行的大地构造理论，一直是１８５９年和１８７３年由美国的Ｊ．赫尔（Ｈａｌｌ）和Ｊ．Ｄ．丹纳（Ｄａｎａ）、１８８５年由奥地利的Ｄ．Ｎ．修斯（Ｔｈｅｗｓ）先后提出并发展的“地槽—地台”学说。地壳演化的强烈活动阶段称地槽阶段，进入相对稳定阶段称地台阶段。该学说认为，地壳演化过程就是仅由地槽阶段开始到地台阶段终止。 是迷信书本和权威，还是正视现实？陈国达带着一大堆悬而未决的疑问，１９３６年告别了研究生生活，到两广地质调查所工作，通过实践寻求答案。 当年，广东灵山（今属广西）发生强烈地震。陈国达在他读大学时的老师、两广地质调查所所长何杰的支持下，冒着余震危险，徒步赶赴震中地区，白天观察地壳构造及山崩、地陷、喷水、冒砂等异变，晚上伏在破庙的神案上，借烛光整理资料。他从调查来的数百份材料中，得出一个惊人的数字：东汉以来，灵山周围几百公里地带，千余年间发生过１５０多起地震。按“地槽—地台”学说的观点，中国东部从大兴安岭到海南岛这片辽阔地域，已进入稳定的地台阶段，与眼前所见的地震带密布、褶皱成列、断层广见的事实不相符合。“地槽—地台”学说的权威性在他心中动摇了，他要作出新的回答。 １９３７年，他又去衡山考察。在考察中他发现，广东、湖南、江西境内的地壳构造，对回答“地槽—地台”学说无法解释的现象极富代表性。他辞去中山大学教职，自愿去江西地质调查所作野外考察。每天，他手握地质锤，肩背帆布包，跨沟壑，攀山崖，风餐露宿，十分辛苦。可是，他想到的是：要减少地震对人类的危害，要勘探我国的矿产资源，必须有科学的大地构造理论。凭着这种信念，他在深山中一干就是１０年。 他将考察、研究的成果，写成大量论著，并开始对传统大地构造理论提出公开挑战。１９３８年，他写了《中国东南部红色岩层之划分》，指出当时认为该红层时代只有第三纪，南雄层位于丹霞层之上的流行论点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发现其中还包括了白垩纪部分，以南雄层为代表，并且南雄层实位于丹霞层之下。据此，他把红层划分为新、老两个大的沉积旋回。论文投出后，被认为“不懂地质学的ＡＢＣ”，不予发表。经江西地质调查所所长尹赞勋极力推荐，才被刊出。但前面有一篇不同观点的长文，他的文章附在后面，显然是作“反面教材”的。陈国达的观点，直到１９５０年以后，才得到公认。继红层论战之后，陈国达顶住压力，继续探索，又在海岸地貌研究方面打开一道缺口。早在１８６９年，德国人Ｂ．Ｆ．Ｖｏｎ李希霍芬（Ｒｉｃｈｔｈｏｆｏｎ）写过一部名为《中国》的地质著作，断言中国的海岸以杭州湾为界，北属上升型岸线，南是下降型岸线。陈国达通过对东南沿海岸线的反复观察，认为中国南部岸线有升有降，是一种复式岸线，于１９４８年写出《中国南部复式岸线成因》等文，再次对传统的地学理论提出挑战。这是后来提出由块断差异升降运动形成的地洼型复式岸线的雏形。 经过长期探索，他头脑里萌动着新的看法：我国东部广大区域的大地构造单元，既不是地槽区，也不是地台区，而是一种新的构造类型。但是，苦于理性认识不足，他陷入了理论上的徘徊。 创立地洼学说，实现飞跃 １９５２年，我国高等院校实行调整，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下创办中南矿冶学院，陈国达从中山大学调来担任地质系主任。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习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并逐渐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整理多年积累的资料。一次，他读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批评英国地质学家Ｃ．赖尔（Ｌｇｅｌｌ）的“渐变论”有“静态的缺陷”时，深得领悟。对动摇“地槽—地台”学说，并否定地壳仅由活动阶段进入稳定阶段就不再发展的观点，从哲学上受到了启发。思想的闪光在他脑海里掠过，既然中国东南部地区，一不像地槽区，二不像地台区，为什么不能是另外一种构造单元呢？ 冲破思想上的束缚，他走进了一片新天地。１９５６年，他发表了酝酿多年的论文——《中国地台“活化区”的实例并兼讨论“华夏古陆”问题》。正如１９７５年我国出版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和１９８３年日本出版的《科学史技术大事典》中记载的那样，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地洼学说的诞生。１９５９年，他又发表了另外两篇有学术代表性的论文：《地壳的第三基本构造单元——地洼区》和《地壳动“定”转化递进说——论地壳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正式使用了“地洼区”的概念，而且向人们描绘了一幅大地构造演化宽阔、动态的壮丽图景。 １９５６～１９６５年，这１０年中他除了到野外考察外就整天埋头写作，为地洼学说建造起一座宏伟大厦。他先后在国内的主要学术刊物，如《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地质学报》、《地质论评》上发表了２０多篇论文，撰写了４０万字的《中国地质学》、６０万字的《大地构造学》、３７万字的《地台活化说及其找矿意义》等专著，编制出《湖南大地构造图》、《中国大地构造图》……１９６１年，在当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的建议下，设立了中南大地研究室，以支持陈国达专攻此项研究。 地洼学说克服了“地槽—地台”学说那种“静态的缺陷”，否定了地台是地壳运动的最后阶段的论点。但是，地洼学说并不全盘否定传统的地质理论，因为“地槽—地台”学说曾正确地揭示了人们最早认识的两种大地构造单元。只不过地洼学说阐明了大地构造单元不是两个，而是多个；地壳演化由活动的地槽阶段进入稳定的地台阶段后，又已回春，通过地台区活化，进入一个新的活动区阶段，形成了第三构造单元地洼区。这种动定递进、不断演化、呈螺旋上升发展的新认识，是对唯物辩证法规律的有力说明。 在实际应用方面，地洼学说提出了大地构造成矿的新类型——地洼型，并阐述了大地构造单元成矿专属性、矿产继承性、成矿递进性，以及“多代同堂”的矿床迭加现象；还有递进成矿作用和矿床分布的时空规律，从而扩大了找矿线索和领域。他提出的多因复成矿床概念，为矿床的成因类型增添了除内生和外生之外的第三类型，并为解决许多重要矿床长期争论而未获结论的成因问题指出了新途径。他提出的地洼期在地壳演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成矿阶段，其矿产的综合性、多样性、多阶段性和多成因性特别明显的观点，为寻找各类有关矿产资源指明了方向。陈国达说：“地洼学说从新的角度探索成矿规律，有可能更有成效地指导找矿。现阶段我国的大地构造分布，地洼区占２／３。世界各地也有广泛分布。地洼区相对隆起的山脉称地穹，相对下沉的盆地称地洼。地穹带以有色金属及稀有金属、放射性元素成矿为特色，而地洼盆地则是找煤和石油的远景区域。祖国的地下宝藏能得到充分采掘，是我最大的心愿。” 地洼学说形成国际学派 创立一种学说，要付出艰巨的劳动；要使它得到社会公认，则要付出更多的艰辛。“文化大革命”中，地洼学说横遭厄运，国家为发展地洼学说设立的大地构造研究室被解散。为了挽救事业上的损失，陈国达整日足不出户，潜心撰写我国第一部研究成矿构造的专著——《成矿构造研究法》。洋洋６８万字，三易其稿，从起草、修改、誊抄到绘图、剪贴，样样靠自己的双手。他知道，当时书稿不能出版，权且“孤芳自赏”吧！ 就在这时，国际上崛起了另一派大地构造新理论——板块学说。它源于“大陆飘移说”和“海底扩张说”，１９６５年由加拿大的Ｊ．Ｔ．威尔逊（Ｗｉｌｓｏｎ）集大成而创立，论证了大陆移动的动力，打破了地壳以垂直运动为主的传统观念。板块学说与地洼学说，分别是对“地槽—地台”学说从空间（运动方向）和时间（发展阶段）上的突破。正当板块学说异军突起时，地洼学说几乎偃旗息鼓了，陈国达感到心痛。当时他不知道身外的世界，外国人却知道中国有个陈国达。自从苏联科学院副院长Ａ．Λ．扬申（Яншон）院士首先将“地洼区”和“第三构造单元”的概念介绍到苏联，苏联的地质学家即运用地洼学说研究远东和西伯利亚的成矿规律。对此，苏联科学院院士、国际矿产成因协会主席Ａ．Д．谢格洛夫（щеялов）一再指出：“我们的‘构造—岩浆活化’理论，是在地洼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陈国达教授是我们理论的第一代引路人。“苏联成矿学家И．Ｈ．汤姆逊（Ｔомсон）在《活化区成矿分析》一书中，把地洼学说与板块学说相提并论，认为“现阶段地质学的发展，决定于两个新学说：一是板块构造，一是由构造岩浆活化过程所决定的第三构造发展类型，这两个学科都成了重新审查成矿理论的基础。”美国《经济地质》杂志更明确地评价说：“功劳归于中国的陈国达。”此外，在亚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国家，都相继发现和证实了地洼区的存在，甚至在人迹罕至的南极洲，科学家在那里也取得了证明。 严冬过去，科学的春天来临。１９７８年，陈国达带着《中国大地构造概要》和新编的《中国大地构造图》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这两项成果均在大会上获奖。经国务院批准，设立了由陈国达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批文中明确规定办所的方向和任务是：“研究和发展我国的大地构造理论地洼学说，运用地洼学说研究我国区域大地构造特点和发展史、矿产形成条件和分布规律，为找矿勘探服务。” 条件好了，他与学生四处奔走，把地洼学说转化为生产力，使它能为发展国民经济作出贡献。福建三明地区有个被宣布“无进一步勘探必要”的二叠纪煤田，运用地洼学说查明是个蕴藏量丰富的煤炭基地。河北任丘油田在古潜山打了几口井未出油流，按地洼学说把钻井加深到震旦界，就找到了高产油田。在广西贵县，地洼学说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中国无大型三水铝矿”的论断。在新疆阿尔泰和海南岛石碌，原认为“无成金矿条件”的地区，发现了含金带。在鄂东寻找到隐伏矿床，已探明有金、钨、钼、铜、铅、锌等多种矿体。地洼学说还被应用于沅水五强溪水电站和修水柘林水电站的选坝方案。在长江葛洲坝水电站施工过程中，岩层滑动力学问题的解决，也有地洼学说的一份功劳。地震工作者根据地洼学说预报了喜马拉雅山构造带将有七级地震，不久为云南路西的地震所证实。 陈国达的功绩得到了人民的肯定，他先后被选为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和湖南省特等劳动模范的称号，并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９３年学部委员改称为院士）、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地质专业组成员、中国地质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科协名誉主席等职。“地洼”这个名词，已出现在许多种文字版本的地质论著和词典中。地洼学说不仅在国内广泛运用于区域地质、成矿构造、找矿勘探、地层古生物和地震、水文、工程地质等方面，而且被介绍或应用于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据不完全统计，介绍或引用地洼学说的国内外论著就达１５００多篇（本）。 １９８０年，陈国达代表中国地质界出席在巴黎召开的第２６届国际地质大会，受到各国学者的推崇，一致推选他担任国际地科联矿床大地构造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全球构造与成矿学》杂志顾问编委。１９８４年，来自１００多个国家的５０００余名地质学家汇聚一堂，在莫斯科举行了第２７届国际地质大会，陈国达被邀请登上主席台前排就坐，成为国际地质大会１００多年来享受这种崇高礼遇的第一个中国人。１９８８年，在长沙召开的首届国际地洼构造与成矿学术讨论会上，经７个国家的３０多名院士、教授倡议，在中国设立国际地洼构造与成矿学研究中心（该中心于１９９０年被国际地科联矿床成因协会接纳为团体会员，相应地成立了“构造岩浆活化（地洼）”学组），推举陈国达为研究中心主席。 陈国达的名字已被选入英国《世界五千名人》及《有贡献的人》、美国《国际杰出领先者名人录》及《国际名人词典》之中。 为发展地洼学说奋斗不已 陈国达是我国第一批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导师，培养了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以及访问学者。他还先后去过欧、亚、美洲的３０多个大学和研究所讲学。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一些台湾省留学生特意走近讲台，激动地说：“我们台湾留学生为中国地质界出现了陈教授这样的学者感到自豪。” 陈国达与书和石头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他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广泛深入地研究前人和当代的地质论著，辛勤笔耕，共发表论著２５０篇（本），约５００余万字，其代表作收入《陈国达地洼学说文选》，由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英文两种版本。此外，他的《中国大地构造》（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已在英国培格曼（Ｐｅｒｇａｍｏｎ）出版社出版，近作《怎样进行科学研究》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近来，他又在撰写约６０万字的《地洼学说导论》中英文稿，编著《中国壳体大地构造》、《全球壳体大地构造图（１：２０００万）》和《地洼学说辞典》。面对国内科技图书出版经济效益低的情况，他表示：“我不要稿费，那怕自己赔钱也要出。我只有一个目的，要把半个世纪以来积累的知识，奉献给国家，传留给后人。” 目前，他已年过八旬，仍每天工作１０余小时，力图把地洼学说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他正在主编以地洼学说为指导的《亚洲大地构造图》，与苏、日等国合编出版了《亚洲火山构造图》，还与亚洲１２个国家合编《世界大地构造图》（亚洲部分）。他正组织中、蒙、俄合作的《亚洲东部地洼构造与成矿规律》（列为ＩＧＣＰ第３６１号：“东亚的活地带”）专题研究。随着地洼学说的发展，他还创立了交叉学科“构造地球化学”和“成矿构造学”，最近又倡议建立“历史—因果论大地构造学”，创立了具有演化——运动含义和时空结构的“壳体”概念，并提出了说明地壳演化运动原因的“地幔蠕动热能聚散交替假说”，以进一步探讨地壳演化、壳体移动及定向构造形成的动力源机制。这种不断开拓和献身精神，正像他考察新疆地质时，看到戈壁滩上顽强生长的红柳写下的自勉诗： 戈壁浩茫任纵驰，壮心岂减青年时。 长学红柳无卑色，沙烈风狂益固持。 他曾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及冶金部和湖南、广东等省的重大科技成果奖。为了后继有人，陈国达把他所获各项奖金以及稿费与讲学酬金中的大部分捐献出来，设立了“地洼学说奖学金”，鼓励后秀发展地质科学。１０年来已有４０余人受奖。 陈国达，他的名字，他的事业，已与地洼学说连理一枝，密不可分。 简历 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２日　生于广东省新会县。 １９３４年　毕业于中山大学地质系。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年　北平研究院学习。 １９３６～１９４５年　任两广地质调查所和江西地质调查所技士、技正。 １９４６～１９５１年　任中山大学教授、地质系主任。 … 继续阅读 →

Inge Lehmann（13 May 1888—21 February 1993），丹麦地球物理学家，1888年生于哥本哈根，进入丹麦第一家男女混合学校学习，这所学校是著名物理学家Neils Bohr的姑母Hanna Adler建立的；1907年到1910年在哥本哈根大学学习数学，在这期间她还学习了物理、化学、天文学，1910年秋她进入剑桥Newnham 学院学习，1918年回到哥本哈根大学，并于1920年获得了数学硕士学位，1925年，一次偶然的机遇使她进入了在很少有地震发生的国家里的冷清职业—地震学，她进入丹麦大地测量研究所工作，去格陵兰岛建立地震台站，以此记录地震。她的主要贡献在于，1936年，她发表了一篇题为“P’”的论文，她通过观察由深源地震产生的地震波的特征，发现离地面5121千米处存在内核，她同时还发现，在地下220千米出存在不连续面（Lehmann不连续面）。1964年获得Wiechert奖章，1997年美国地球物理学会创立了Lehmann 奖章，以奖励那些在地球结构、成分、动力学方面做出贡献的研究者。 Links:Bruce Bolt on Inge Lehmann Inge Lehmann Medal Inge Lehmann biography Inge Lehmann in WIP

Jeffreys爵士（1891.4.22—1989.3.18）,英国物理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统计学家，剑桥大学教授,Vetlesen奖获得者。他是现代地球物理学的奠基者之一，他使用经典力学方法研究地球内部构造，发现地球内核是液态，以及上地幔和下地幔有很大的不同，他和K.E. Bullen做的地震波走时表成为一个标准。他所著的经典著作《地球》一直被当作学生的地球物理教材。20世纪20年代，他从物理和力学上否认了魏格纳的“大陆漂移学说”。 关于他的传记更多信息请参考以下链接： Papers and correspondence of Sir Harold Jeffreys in Janus Harold Jeffreys in wikipedia Sir Harold Jeffreys Biography in The Vetlesen Prize